譯
北極星處於天的正中，帝王受命南面而治，就像北極星那樣來治理天下，養育百姓；因此，怎能不頌揚其功德，刻下他的偉大事跡呢！綠圖中說：﹁變化不定，雜亂紛紛，萬物都發育滋長。﹂這是講至上之德所達到的。丹書中說：﹁道義勝於私慾就吉利，私慾勝過道義就兇險。﹂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因此，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至上之德可以化生萬物，所以古來七十二個帝王，都曾到泰山來舉行封禪典禮。

譯
相傳黃帝生而神異，能夠得到鴻大的符瑞；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跡，在荊山上鑄鼎。大舜巡視山嶽的史跡，尚書·舜典中有顯著的記載。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禪典禮，也見於緯書樂·動聲儀之中。到東周時齊桓公稱霸，曾打算按帝王之禮進行封禪；管仲婉轉勸阻，認爲當時有蓬草、惡鳥等怪異現象出現，不宜封禪。由此可見，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禪。但管仲所講西海的比翼鳥、東海的比目魚、南方的三脊茅、北方的黃米等祥瑞的出現，都是一些空談，無以證驗，主要還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封禪書列爲八書之一，特地要講述封禪，可見這的確是祭天的重大典禮；而銘刻功績以進行祝禱，就是祭天的大觀了。

譯
秦始皇刻石封禪於泰山，其泰山刻石文爲李斯所寫；法家文辭的特點，是缺乏弘大潤澤的風格。它雖然比較粗疏，卻頗有力量，也可算是當時最好的作品了。展望兩漢，封禪之禮隆重而盛大，如西漢武帝在肅然山、東漢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禪，歌功頌德的封禪文，都是名家大作：司馬相如的封禪文，是漢代首先出現的佳篇。它說明封禪的開始，敘述歷代帝王，顯示美好的符瑞，反映盛大的功業，歌頌當今，超越往古，宣揚美德，賢於列聖；用吉祥的符瑞來歌頌，用泰山盼望帝王的臨幸來讚美。這篇司馬相如最後寫成的封禪文，其實是漢代封禪文的新作。到東漢光武帝時的泰山刻石文，則是張純所寫。它的開始是學習尚書，末尾卻寫得如同祝辭；其中引用不少緯書，敘述西漢末年的離亂，讚揚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敘事核實而說理正確，雖然文采不足，內容卻是有餘了。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的刻石。

譯
至於揚雄的劇秦美新，班固的典引，雖然沒有刻石，所寫都是有關封禪的事。讀劇秦美新，它的寫作顯然是模仿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其中多用隱約詭詐的言辭，因而寫了不少神怪之事。但它的整個結構相當嚴密，文辭有條理而圓和暢通。揚雄自己說寫這篇作品已﹁極盡思考﹂，可見他是用盡全力了。典引的描寫，雅正而優美；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因而能掌握得當；它表達意義、組成文章，寫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所以班固曾說：﹁封禪文雖然華麗卻不典雅，劇秦美新雖然典雅但不核實。﹂這豈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於認識明確，循其體勢就容易收到功效嗎？至於魏初邯鄲淳的受命述，不過攀附前代名作，風力不足；寫得好像頌體，雖然文理還有條不紊，卻很平庸而不高超。到曹植的魏德論，是假設主客的議論，一問一答，文勢迂緩，長達千言；費勁不小，卻收效甚微，缺乏力量和光芒。

譯
這種文體的作用，是一個時代的典章制度。在寫作上開始考慮布局時，必須明確其總的面貌。要如伊訓、堯典一類著作樹立主幹，從宏偉富麗方面來選擇言辭，使內容合於古意而不致深奧不明顯，文辭新穎而又不流於浮淺，內容能放出光芒，文辭能利如鋒刃，就是最好的作品了。即使古人把道理講完，方法用盡，後世作者必將有所繼承，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斷創新，就一定會超過前代作者。

譯
總結：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績，是稱揚帝王來報答上天授予美命。遠聽那高山之上，美妙的聲音十分動人。樹立的石碑高入雲霄，封禪的文章傳遍八方。封禪大法凝成的佳作，騰空飛舞，有如虬龍。

評
封禪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一篇。封禪是古代帝王所謂﹁功成治定﹂之後祭告天地的典禮，﹁封﹂指祭天，﹁禪﹂指祭地。因爲這是封建制度的重大典禮，封禪之文就成爲當時文人所重視的文體之一。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封禪的意義；第二部分講封禪文的發展概況，主要是評論漢魏時期的幾篇重要作品；第三部分論述這種文體在寫作上的基本要求。

封禪文本身就是歌功頌德的作品，由於劉勰對帝王的尊崇，在對這種文體的論述中，更是推崇。他對管仲的﹁空談非徵﹂，對揚雄作品的﹁兼包神怪﹂，雖然都持否定態度，但本篇基本內容是講歌頌帝王功德以祭天地，其，﹁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的信念是比較濃厚的。

然而，劉勰具體論述了班固的典引寫得﹁雅有懿采﹂，與他能﹁歷鑒前作﹂的關係，這是值得注意的；特別是劉勰認爲：即使前人把道理講完，方法用盡，後代作者能﹁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這種認識對形成其繼承和衍新的文學發展觀點，是有直接關係的。也可以說，劉勰在創作論中提出﹁通變﹂的觀點。是以這種認識爲基礎總結出來的。

譯
朝廷設官各司其職，各級官吏共同治理國家大事。天子戴着皇冠受理政事，諸侯佩着玉器前來朝見。羣臣上奏各種政見，帝王便據以查核其功績。相傳古代帝堯曾向諸侯之長提出詢問，帝舜曾任命八個賢人；於是臣下有再三辭讓的請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話授以重任：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頭的對答，並未通過紙筆寫成書面檔案。可是，用言辭向帝王陳述，就具有進奏章表的意義了；帝王對臣下功績的查核，也就是一種授予爵位的儀式了。到商代的太甲立位，大臣伊摯曾寫伊訓來訓誡太甲；及至太甲改過而思念常道，從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摯又作太甲三篇來讚美他。用書面文辭來揚善棄惡，就從此開始了。周王朝繼承借鑑夏、商兩代的制度，禮儀更爲隆重。臣下對帝王常稱：再三叩頭、報答美命、敬受冊封、敢當重任等，這些雖是口講筆寫兼用，但陳辭謝恩之義是明顯的。到了戰國時期，仍用商周格式，對帝王呈文，都叫﹁上書﹂。

譯
秦初確定製度，才改﹁書﹂爲﹁奏﹂。漢代規定禮節儀式，便把對帝王的上書分爲四種：第一種叫﹁章﹂，第二種叫﹁奏﹂，第三種叫﹁表﹂，第四種叫﹁議﹂。﹁章﹂用於謝恩，﹁奏﹂用於揭發檢舉，﹁表﹂用於陳述請求，﹁議﹂用於提出不同的議論。所謂﹁章﹂，就是明。詩經中說，銀河﹁爲章於天﹂，意爲文采明顯。對於有文采的事物來說，紅白交錯就是﹁章﹂。所謂﹁表﹂，就是表明。禮記中的表記，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現於儀表的意思。對於用作標誌之物來說，測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的名稱，就取之於這種意義。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各地歌謠也有聞必錄；章、表、奏、議等治理國事的重要檔案，其所以沒有編錄進去，是由於奏議的掌管各別而編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

譯
前漢時期的章表，留傳下來的很少。到後漢時期，選拔官吏必須考試章表。左雄的奏議，成了尚書臺的典範；胡廣的章奏，被安帝稱爲﹁天下第一﹂：這都是當時傑出的作品。讀胡廣﹁謁陵﹂的章奏，可見其典範之作確是寫得很美的。從前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封時，曾三次辭讓然後接受冊命，所以漢代末年的讓表，也以推讓三次爲限。曹操曾說：﹁寫讓表不需要三次，又不應文辭浮華。﹂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論事，按實而書；按照華麗的要求來看，這時的作品是不夠美的。至於孔融的薦禰衡表，寫得意氣高昂，文采飛揚；諸葛亮的出師表，情理透徹，文辭流暢：它們雖然在華麗與質樸上各不相同，但都是優秀的表文。此外，陳琳和阮瑀的章表，在當時很有名氣；陳琳之作，曹丕認爲特別矯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較突出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獨冠羣雄。他的作品體制宏富而音律協調，文辭清明而情志顯著，隨物成巧，變化多趣；如駕千里之馬，輕重緩急掌握得恰到好處。到晉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張華較爲優秀。他三度辭讓被封爲壯武郡公的表文，道理周詳而文辭簡要，引申意義，排比事類，都用對偶；一般都珍視張華的鷦鷯賦，而沒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晉羊祜的讓開府表，前代論述已有所稱譽；東晉庾亮的讓中書監表，確較已往章表寫得美好：他們表達情志，聯繫事理，都頗爲文雅。此外，西晉末年劉琨的勸進表、張駿的請討石虎李期表，寫得光明正大，都是陳事美好的佳作。

譯
章表的用途，本是用來報答皇恩，頌揚朝廷，表明臣下內心的；既對自身有光，也對國家有益。因此，把謝恩的﹁章﹂送到朝廷，感化意義應該明顯；把陳請的﹁表﹂呈上皇宮，骨力辭采應該顯耀。按照﹁章﹂、﹁表﹂的名稱來考察其實質，都是以文採爲基礎。所以，﹁章﹂的體式明麗，而以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等爲典範，做到精要但不粗略，明顯但不膚淺。﹁表﹂的內容豐富，複雜多變，應以雅正的意義增其風力，用清新的文辭顯其華麗。但真誠的作者文辭由情志驅遣，浮華的作者情志受文辭支配。必須做到繁簡得當，華實相稱，通暢流利，就合於寫章表的法則了。借子貢的話來說，應該用心意來控制言辭，用言辭來表達心意，做到辭意一致。荀況認爲，表達善意的話，比辭采華麗的文章還美好。這話也可說明辭意一致的道理。

譯
總結：
陳述章表於宮闕，是爲了向帝王勸善規過。因此，言辭必須正確明白，意義應該宏大深遠。要嚴肅恭敬地處理得體，使從頭到尾條理清晰。卓越的人物寫作章表，一定是文辭優美而富有文采。

評
章表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二篇，論述章、表兩種相近的文體。本篇所論章、表，和以下兩篇所論奏、啟、議、對等，都是封建制度臣下向帝王呈辭的文體。這類文體，歷代名目繁多，且不斷有所變化。以上幾種，是先秦到魏、晉期間幾種常用的文體。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章表的意義及其產生、形成過程。第二部分評論漢、晉期間一些主要章表的成就。第三部分論章表的寫作特點，提出﹁繁約得正，華實相勝﹂的基本要求。

章表這類向帝王的呈文，文學意義是不大的。篇中反覆提到﹁對揚王庭﹂、感恩戴德等，固然是這類文章中屢見不鮮的，也反映了劉勰較爲濃厚的君臣意識。但章表奏議既是直陳帝王之制，往往就是歷代文人的精心之作。從蕭統的文選開始，這類文章爲歷代作者和選家所重視，是有一定原因的。即本篇所論及的孔融薦禰衡表、諸葛亮出師表等，也是古來傳頌不絕的名篇。所以，研究這類作品，不僅爲研究古代文體論所必須，對探討古代陳情議事的散文，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個方面。劉勰論章表，對漢、晉作品大多做了很高評價，唯不滿於魏初的靡麗不足之作；雖主張﹁華實相勝﹂，卻明確提出﹁以文爲本﹂，強調﹁君子秉文，辭令有斐﹂。對﹁詩賦欲麗﹂的作品，劉勰主張﹁述志爲本﹂見情采篇；對須要﹁肅恭節文﹂的章表，卻主張﹁以文爲本﹂：這種不同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再就是他反對﹁情爲文屈﹂而要求﹁辭爲心使﹂，做到辭與意的統一，也具有受不同時代驗證的文學意義。

譯
從前唐堯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陳述問題是用口頭語言；秦漢時的官吏，給帝王的上書叫做﹁奏﹂。陳述政事、提出典制禮儀、請示緊急重大的事件、彈劾罪惡和檢舉謬誤的陳辭，都稱之爲﹁奏﹂。所謂﹁奏﹂，就是進；就是陳述問題，下情上達。

譯
秦初開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綰等人的議帝號，文辭樸質而意義淺近；李斯的上書言治驪山陵，陳事粗略而用意過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顯地反映在當時的奏章中了。從漢代以後，奏事有時也叫稱﹁上疏﹂。儒雅博學的文人相繼寫作，特出的文采相當可觀。如西漢賈誼的論積貯疏、晁錯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谷永的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等，道理既講的切實得當，文辭也通達流暢。這就可說懂得奏章的要領了。東漢羣賢，好的奏章也不斷出現。楊秉在因風災上疏諫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風災由帝王而生；陳蕃在諫封賞內寵疏，對當時腐敗的吏治表示十分憤恨：這都寫得很有骨氣。又如張衡在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不合事、請禁絕圖讖疏等疏奏中，對不合史實的史書、宣揚迷信的圖讖提出批評；蔡邕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從維護朝廷綱紀上來逐一陳述：他們都寫得淵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斷興盛，如高堂隆的星孛於大辰上疏、黃觀的教學疏、王朗的奏宜節省、甄毅的奏請令尚書郎奏事處當等，也是竭盡臣節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晉代多災多難的時期，劉頌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認真熱情地陳述當時的政務；溫嶠以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誠懇地要求不要耗費勞役：這都是體察國事的忠誠規勸。

譯
﹁奏﹂這種文體，應以公正忠誠爲本，以明析通暢爲首。要有堅強的意志來完成政務，廣博的見識以窮達事理；參考古人來駕馭今事，抓住要害以處理繁雜：這就是﹁奏﹂的基本要領。

譯
至於揭發檢舉罪過的奏文，是用以嚴明法紀、廓清國政的。從前周代的太僕，就是負責糾正過失的官員；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職掌法令條文的官吏；漢代設定御史中丞，則是主管彈劾罪過的監察官。所以，既然身爲執法嚴厲的監察官，就應磨鍊其氣勢，以求把彈奏寫得像筆下生風、紙上結霜那樣勁厲。讀漢代孔光對董賢的彈奏，是如實列舉其罪行；漢末路粹對孔融的奏本，卻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見，在彈劾、舉奏的彈奏寫作，名儒和險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於西晉傅咸，爲人剛勁正直，因此彈奏寫得有力而深刻；東晉劉隗雖嚴峻正直，他的彈奏卻寫得有些粗疏：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後世的彈奏文，相互參酌，在不斷運用中雖有新的發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沒有甚麼大的差別。可是，製造鎧甲的工匠是爲了使人安全，製造弓箭的工匠，卻是希望使人受其傷害；彈奏是爲了糾正罪惡，也就勢必寫得深刻嚴峻。

譯
詩經裏面批判毀謗好人的讒人，說要把這種人投給豺狼虎豹；禮記中痛恨無禮的人，把他比作鸚鵡和猩猩。墨翟攻擊儒家，稱之爲公羊和大豬；孟軻譏諷墨家，就比之爲禽獸。詩經、禮記、儒家、墨家，尚且如此，嚴峻的彈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寫這種文章，都是競相辱罵，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謾罵爲能，大都失於折中。如果開闢禮的大門和義的道路，就可以此爲準則，對不通過﹁禮門﹂越牆而過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義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斷他的腳；何須用暴躁醜惡的言辭，以無理謾罵爲工巧呢？所以，確立規範，衡量取捨，應以表達要義爲主。必須做到說理有常規，用辭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斷精神，用儒家的文辭采飾，不畏強暴的權勢，使盛氣流貫於筆墨之中；也不放任詭詐欺騙的人，使聲勢振動於竹簡之外，這就可說是御史大夫的傑作，正直的壯舉了。

譯
所謂﹁啟﹂，就是開。商王武丁曾說，﹁打開你的心竅，澆灌我的心靈﹂；﹁啟﹂就是取這個意思。西漢景帝名﹁啟﹂，爲了避諱，所以兩漢時期的奏啟不用﹁啟﹂這個名稱。到魏代的箋表中，才開始用﹁啟聞﹂，或者在奏事的最後說﹁謹啟﹂。晉代以後，﹁啟﹂的運用相當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上，﹁啟﹂是﹁奏﹂的分支；在辭讓封爵、感謝恩典方面，﹁啟﹂是﹁表﹂的枝幹。奏啟的寫作，必須整飭得合於法度，緊縮音節，抓住要害，簡明輕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誇，這就是﹁啟﹂的基本要領了。

譯
此外，因爲表奏文有須要寫得準確切實的特點，所以又稱爲﹁讜言﹂。所謂﹁讜﹂，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頗，就不可能有廣闊遠大的氣象；正因爲是沒有偏頗的話，所以叫做﹁讜言﹂。漢代設定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陰陽變化；因爲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簡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錯向秦博士學習尚書回來後，向帝王陳述應辦的事叫做上﹁便宜﹂。後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爲了保守機密。作爲帝王的臣下，辦事不是爲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須說直話，這都事實俱在，就沒有必要多說了。

譯
總結：
要整頓必講直話的監察機構，以肅清政教風紀。奏啟的寫作，筆要如寶劍那樣銳利，墨要像劇毒的鴆酒那樣猛烈。雖應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讒言傷人。這樣，用奏啟來提供政見，陳述事宜，就一定能勝任其事。

評
奏啟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三篇，以﹁奏﹂爲主，論述﹁奏﹂、﹁啟﹂兩種文體。

本篇分﹁奏﹂、﹁啟﹂兩大部分。劉勰把﹁奏﹂分爲兩類來論述：第一段講一般的奏文，有三個內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漢以來奏文寫作的發展情況，三是寫作奏文的基本要領。第二段專論﹁彈劾之奏﹂，有三個內容：一是彈奏和官職的關係，二是評論漢、晉期間的幾家奏文，三是論述寫彈奏的不良傾向，提出正確的寫作態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論﹁啟﹂，兼及﹁讜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啟有關的名目。

奏、啟和前一篇所論章、表，後一篇所論議、對一樣，都是帝制時期臣下對帝王的政治性檔案，和文學創作的關係是不大的。除了對研究古代文體略有參考意義外，其中論及的某些問題，對了解劉勰的思想還很值得注意。如劉勰特別重視彈劾官吏的奏文，對它進行了單獨論述，大力強調彈奏的嚴峻有力，﹁不畏強御﹂等，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劉勰一貫推崇儒家，本篇不僅講到詩禮二經，儒家墨家，都有不當之處，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謾罵，一概當做﹁躁言醜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評，這對儒家是頗爲不恭的。他主張彈奏要﹁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說明劉勰並非在一切問題上獨尊儒術。

本篇尊孔光爲﹁名儒﹂，反映了劉勰的偏見，范文瀾已指出：﹁孔光雖名儒，性實鄙佞。彥和謂與路粹殊心，似嫌未允。﹂這是對的。但劉勰在程器篇又說：﹁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曾獻媚董賢的孔光，在董賢死後卻大講其﹁奸回﹂，對這位孔子的後代，雖曰﹁名儒﹂，就成了無情的嘲諷。

譯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討，就是所謂﹁議﹂。﹁議﹂是講求適宜，研究怎樣合於事理的。周易·節卦的象辭說：﹁君子節制禮儀，使之有定，議論德行，使之適宜。﹂尚書·周官中說：﹁辦事必須根據古義加以評議，政事才不迷亂。﹂可見﹁議﹂以控制得當爲貴，這是儒家經典的精神。

譯
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說過，軒轅黃帝曾立﹁明臺之議﹂，可見﹁議﹂的源頭已很長遠了。唐堯時期洪水造成災難，帝堯曾向管理四方諸侯的四岳提出詢問；帝舜爲了舉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選，曾向羣臣徵求意見，確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辦事，徵詢意見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時期楚國釋放宋襄公，魯僖公曾參與此事的商議。戰國時趙武靈王要換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進行了反覆爭論；商鞅在秦國變法，反對者甘龍和他進行了辯論：雖然﹁議﹂的基本法則尚未確定下來，但以上辯論是頗爲可觀的。到了漢代，﹁駁議﹂的體制才正式確立。所謂﹁駁﹂，就是雜；議論是紛紜複雜的，所以叫做﹁駁﹂。從兩漢文化昌明之後，典範的奏議顯著而完備了；當時人才濟濟，好的奏議充滿朝廷：如賈誼代替所有老臣草議，可說是寫奏議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壽王對禁民挾帶弓弩的反駁，韓安國和反對與匈奴和親者的辯論，賈捐之反對用大軍平定朱崖郡叛亂的議論，劉歆關於不應毀武帝宗廟的爭辯等，雖然內容和文辭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議的要領了。至於東漢張敏反對﹁輕侮法﹂，郭躬議論秦彭並非擅自殺人，三國時魏國程曉駁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馬芝建議再鑄五銖錢，晉代何曾要求免除對已嫁婦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議論怎樣定賈充的諡號等，都寫得符合實際，公允恰當，可說是通曉奏議體制的了。漢代善於寫駁議的，當以應劭爲首；晉代長於寫奏議的，則以傅咸爲高。但應劭博通古事，而銓衡貫通，頗有條理；傅咸很懂治道，卻寫得枝蔓紛繁。至於陸機的晉書限斷議，尚爲銳利，不過其繁雜的文辭未經刪減，文章的骨力頗受影響：這些文章均各有優點和具備一定的風教意義及格調。

譯
凡有行動，首先要加以議論；要明了事物，必須把可疑的問題考察清楚。這是爲了嚴肅慎重地處理各種政務，使治國之道緩急適度。所以，寫議奏的主要依據，必須以儒家經典爲典範，繼承前代的傳統，研究當今的變化；說理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大發謬論，用詞不應在文采藻飾上過分鋪張。論祭祀，必須深悉禮儀；寫戰爭，必須懂得軍事；講種田，首先要通曉農業；議斷案，務須精通法律。然後突出其重大意義，運用公允嚴正的文辭。議奏文以明辨簡潔爲能，不以繁富的采飾爲巧；論事以明白核實爲美，不以深幽隱晦爲奇：這就是議奏文的基本要領了。如果不通曉國家政治，而隨意搬弄文墨，東拉西扯地構成文辭，牽強附會地湊成小巧，這種徒然施展華麗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實所拋棄；即使講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沒了。從前秦穆公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公子，隨從大批服飾艷麗的陪嫁女，晉國人便重視陪嫁人而輕視秦穆公之女；楚國有人賣珠給鄭國，用熏了桂香、裝飾了玫瑰的精製匣子，鄭國人只買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飾淹沒了所講的道理，形式勝過了所表達的內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賣珠的故事，便又在今天出現的了。

譯
又一種叫做﹁對策﹂，是應帝王的詔命而陳述政事的；一種叫做﹁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試題而呈獻意見的。對答中旨，說理準確，就像對着箭靶以射中目的。所以，﹁對策﹂、﹁射策﹂雖是兩個不同的名稱，但都是奏議的體制之一。古代學成的人，是通過口頭上考核入官。到西漢文帝中期，選任官吏才開始有舉賢良的制度；晁錯的舉賢良文學對策，是當時高中的優秀作品。到漢武帝時期，策士制度大放光明，廣泛搜求傑出人才。參加對策的人，第一名提升任用；參加射策的人，考入甲科者授官：這的確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讀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引用古今事理爲證驗，措辭簡潔，用事貫通而豐富，他的試策名列前茅，事實證明他確是寫得不錯的。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根據春秋的道理，本於陰陽之氣的變化，考察歷代的發展變化，寫得雖多卻不混亂，就因爲作者深明事理。公孫弘的舉賢良對策，簡略而不夠廣博，但能抓住要點來運用文辭，論事確切而情意明顯；因此，主考官列爲下第，漢武帝卻提升爲第一名。杜欽的白虎殿對策，雖然簡略卻有專指；他的文辭是爲治世而發，不是爲做文章而寫。其後，東漢的魯丕，文辭樸素，以博雅入選，獨中高第。

譯
以上五家，都是前代最顯著的典範。魏晉以後的對策，逐漸追求文采華麗，用華麗之文來對待具體的政事，已有很大缺陷了，何況像晉元帝時的應試者，即使到場，也稱病不敢對答。這時就雖想求得對策之文，卻不可能了。所以，漢成帝鴻嘉二年，正當博士舉行飲酒禮的時候，一羣野雞飛集於堂上；晉成帝咸和六年，正當策試秀才之際，一隻獐子跑到堂前：這不是別的怪事，而是有失於選拔人才所出現的不正常現象。

譯
駁議側重於辨析事理，各有其不同的見解；對策主要用以正面闡明自己的觀點，目的在於發揚光大治國之道。因此，論事要深明政術，說理要切合實際；應參考漢代文武之世的經驗來治理當世，而不是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要能隨機應變以拯救世事，而非刻薄的欺人之談；要如廣闊的風而吹送得遙遠，像充滿的水卻不外溢：這就是朝廷的美對了。文人應具備的才力，真是不易呀！有的熟練治理，卻缺乏文才；有的精於文辭，對政事卻很生疏；對策所需的人才，確是全面的通才，文質兼備的人，歷史上不是很少麼？

譯
總結：
﹁議﹂用於商討政事，應該名實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運用文辭不能軟弱。在帝王之前對策，眾多的應試者同時斟酌對答；只要把握好議對文應有益於治道的特點，雅正的謀議就能遠爲傳播。

評
議對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四篇，論述﹁議﹂、﹁對﹂兩種相近的文體。﹁議﹂有議論的意思，它和一般議論文的不同，就在於是向帝王的陳說。﹁對﹂指﹁對策﹂和﹁射策﹂兩種，這是就考試科目的不同而分的，總的都叫﹁策﹂。﹁策﹂分三種：﹁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着策而上進者是也。﹂見文體明辨序說·序劉勰所論的﹁策﹂，主要指第一種。

本篇分﹁議﹂、﹁對﹂兩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講﹁議﹂的含義、起源和評論魏晉以前的主要作品，第二段論﹁議﹂體的基本要求，第三段講﹁對﹂的含義、起源和評論魏晉以前的主要作品，第四段論﹁對﹂體的基本要求。

劉勰在本篇強調用﹁議對﹂來﹁弛張治術﹂、﹁大明治道﹂等，自然是從維護統治階層的信念上出發的；對有關作品的評論，多以帝王的意見爲主軸，這都反映了劉勰的思想局限。其中強調寫甚麼必須熟悉甚麼：﹁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谷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從寫作理論上看，寫戰爭必懂軍事，寫種田必懂農業，這種主張以及本篇對﹁空騁其華﹂的批評論點，在後世文學理論而言，有一定普遍意義。

譯
大舜曾說：﹁書寫以記載過錯。﹂因爲書是用以記載時事的。凡是古代聖賢的言辭，都總稱爲書；書的作用，主要就是用來記言的。揚雄就說：﹁言，是人的內心發出的聲音；書，則是表達心思的符號。發出聲音，寫成文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就表現出來了。﹂所以，書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辭舒展散布開，寫在簡板之上，就成了書；周易·繫辭用夬卦來象徵書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確斷決爲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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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的政務不多，書面的檔案也很少套用。到了春秋時期，諸侯之間聘問頻繁，持書往來的使者很多：如秦國大夫繞朝贈策書給晉國大夫士會，鄭國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給晉國大夫趙盾，楚國的屈巫從晉國送信給楚公子側，鄭國大夫子產寄信勸告晉國的士匄。仔細讀這四封書信，其辭就像在相對面談。又如滕文公死後，魯國大夫叔弓爲使者到滕國送弔書。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外交使節，大都已經攜帶書面檔案了。到戰國時的獻書，多用奇麗的文字組成。漢以後的書札，文辭氣度紛紜複雜。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與公孫弘書、楊惲的報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等，寫得志氣宏大，各有異采；都是組織辭采於尺素之上，字裏行間蕩漾着方寸之心。到東漢時期的書記，則以崔瑗寫得最好。三國時的阮瑀，曹丕稱其﹁書記翩翩﹂；魏文帝蒐集孔融的遺作，即使半片竹簡也要收錄；應璩愛好綴集時事，很注意書記的寫作：但這已是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志氣高大、文辭宏偉的作品了。西晉趙至的與嵇茂齊書，是年輕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於西漢陳遵，他口授下屬作書，數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漢末禰衡代黃祖寫信，該親該疏，各得其當：這兩位又是作書的偏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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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總結書這種體制，本在於把話說透徹，是用以舒散鬱積的心情，表達美好的言行；因此，應該條理暢達而放任志氣，從容不迫而悅其胸懷。能夠條理暢達和從容不迫，就有效地發揮相互贈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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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尊貴有別，就須嚴肅地合於禮儀。戰國以前，君臣上下都用書；到秦漢時期確立儀法，臣下對帝王開始用表奏；在諸侯王國中，也稱﹁奏書﹂；如西漢張敞對膠東王太后的奏書，其意義是美好的。到了東漢，逐漸有了名位等級的不同：對三公上書稱﹁奏記﹂，對郡守上書稱﹁奏箋﹂。﹁記﹂是言志，就是對上表達自己的情志。﹁箋﹂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東漢崔寔給大將軍梁冀的奏記，則是崇尚謙讓的好作品了；黃香給江夏太守的奏箋，就是嚴肅恭敬的遺範了。漢末劉楨的箋記，寫得華麗而有益於規勸，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沒有論及他的箋記，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拋開名稱而看實質，劉楨的箋記更美於他的詩篇。三國時劉廙的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所用比喻極爲確切；陸機自辯其枉罪的表箋，說理周密而文辭巧妙：這可算是箋表的佳作了。查箋記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與書記相似；要像表奏那樣恭敬，但沒有畏懼的表示；可以像書札那樣從簡，但不能表現得傲慢無禮，且用清麗的文筆以施展其才能，借光華的盛采以加強其感人的力量：這就是箋記的基本特點。

譯
書記的內容十分廣大，它包括各種各樣的事體。筆札的名目更爲繁雜，古今門類甚多。關於總領百姓事務的，則有譜、籍、簿、錄；關於醫藥、曆法和星象占卜的，則有方、術、占、試；關於申明法令和講兵法的，則有律、令、法、制；關於朝廷和商業方面講求憑信的，則有符、契、券、疏；關於各種官吏之間詢問事情的，則有關、刺、解、牒；關於百姓表達情志的，則有狀、列、辭、諺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從內心出發來敘述事理，在筆札上記述言辭；雖然是各種文辭的下品，卻是處理政事的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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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譜﹂，就是普。編著世代相承的統系，必須完整普遍，漢代鄭玄爲詩經編的詩譜，就是取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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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勞力，要記在簡板上；左傳中所說﹁司晉之典籍﹂，就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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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簿﹂，就是圃。和各種草木分別種植於園圃一樣，有關文案也是分類匯集在文簿裏面。漢代的張湯、李廣，都曾被官吏按簿問罪，就是爲了辨別真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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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錄﹂，就是領。如記載古史的世本，就是編成簡策，總的記錄諸侯大夫的戶籍，所以叫做﹁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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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方﹂，就是隅。用醫藥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藥的人也專精某個方面，所以稱用藥之術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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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術﹂，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術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術積聚了數學的精妙，所以稱之爲﹁術﹂。淮南王劉安的萬畢術，也是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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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占﹂，就是覘。根據星辰的變化來占驗往來升降的吉凶，要通過觀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觀臺進行觀察而書寫雲物氣色的變化，所以叫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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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式﹂，就是則。天地之間陰陽五行的消長盛衰，雖然變化無常，但考察其變化是有一定法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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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律﹂，就是中。樂律由黃鐘起調，五聲都據以正音。用法律來治理百姓，根據周代所制八法就能處理公平。用﹁律﹂這個名稱，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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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令﹂，就是命。發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從天而降。管仲說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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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法﹂，就是象。軍事上的謀略沒有一定，但戰術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稱之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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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猶如工匠依照規矩製造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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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符﹂，就是孚。爲了防上徵聘召集的虛僞，就依靠出自內心的誠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漢代用銅虎和竹箭代替，魏晉以後從簡，就改用書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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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契﹂，就是結。上古時期的人很質樸，以結繩爲契約；至今羌人胡人驗數，以及商販記錢的辦法，大概就是古代結繩爲契的遺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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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券﹂，就是束。明確的約束，是爲了防止虛僞。剖開約券上的文字各執一半，所以周代稱爲﹁判書﹂。古代還有丹書鐵券，用以確保信誓。漢代王褒的僮約，可說是約券的楷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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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疏﹂，就是布。布置陳列事物，只是摘要寫明其大意，所以對短小的字據叫做﹁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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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關﹂，就是閉。進出都要經過門，關閉就必須慎重。各種事務決定於當時的政局，政局的順利或阻塞是應該詳細了解的。韓非子中曾說：﹁公孫亶回雖然是聖明之相，卻起於地方官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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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刺﹂，就是達。詩經的作者寫詩以諷刺統治者，周禮中說斷獄要向三種人逐一詢問。這種依次到達的方式，就像用針的貫穿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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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解﹂，就是釋。解釋凝結積滯的問題，證驗有關之事加以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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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牒﹂，就是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漢代路溫舒截斷蒲葉編成牒，就是這種事例。議論政事尚未作出決定，便用簡短的牒文相商議。牒文中更爲細密的一種叫做﹁簽﹂。所謂﹁簽﹂，就是纖細、細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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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狀﹂，就是貌：描述其本原，採取其事實。古代賢人死後，要給他追贈諡號，同時寫一篇死者生平事跡的行狀，這是較重要的一種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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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列﹂，就是陳。把有關內容一一列舉陳述出來，問題就顯而易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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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辭﹂，就是口頭上的言辭，由自己轉達給他人。左傳中說，鄭國於產善於言辭，諸侯都全靠它，可見言辭是不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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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諺﹂，就是直質的話。喪弔父母的話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辭也叫﹁諺﹂。民間的諺語，也是有實無華的。春秋時鄒穆公說的﹁口袋雖漏仍在其中﹂，就是這類話了。尚書·牧誓中說，﹁古人有言，母雞不司晨。﹂詩經·大雅說：﹁人亦有言，因憂而老。﹂這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諺語，詩經、尚書所引用過的。至於陳琳在諫何進召外兵中說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儷﹂等，都是引用民間俗語寫成的。文辭的鄙俗，沒有超過諺語的了，可是古代聖賢在詩經、尚書中，也採爲言談，何況不如諺語鄙俗的種種書記，豈能忽視呢！

譯
上述六類各四條，都包括在書記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質樸之辭，有的則雜以文采。應根據情況的不同來確定體制，而以精當簡要爲貴。意思缺少一字就會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個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這都是各級官吏必須實行的，而爲追求浮華藻飾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氣雖爲巨著之冠，卻常常疏於書札小文，這就如善於相馬的九方堙，雖能識別千里駿馬，卻不能辨別馬的毛色和雌雄。文辭不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個國家的光彩；因此，文壇之土，應該考慮從事實務。

譯
總結：
文章的各種支流，都容納在筆札之中。有的要馳騁文采，有的則運用樸質。優秀的書札使作者聲名顯揚於萬古，影響很快就傳遍千里。眾多紛雜的政務，就靠書記得以明察。

評
書記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五篇，文體論的最後一篇。本篇除對書牘和箋記做了重點論述外，還對各種政務中運用的雜文，共六類二十四種，都做了簡要說明。劉勰認爲：﹁文辭鄙俚，莫過於諺。﹂這種鄙俗的民間諺語，尚爲古代聖賢所重視，並採用於經書之中，則其他文辭﹁豈可忽哉！﹂，這也是劉勰要全面論述各種雜文的因由。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書牘，說明書的含義、起源、魏晉以前書信的寫作和運用情況，最後論書信寫作的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論奏記和奏箋。劉勰認爲對三公用奏記，對郡守用奏箋，這是就其大致情況而言。奏記和奏箋的區別，在當時並不是很嚴格的。箋記與書表也頗相近，劉勰在這部分的最後，簡要說明了它們的異同。第三部分羅列二十四種雜文，並逐條解說，賦予各種名稱的含義，偶舉具體作品加以證明，對後世的文獻研究者貢獻良多。最後強調這些文辭於己於國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視。

本篇以書信爲重點，其中評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在文學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僅與山巨源絕交書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離經叛道之論，劉勰仍評以﹁志高而文偉﹂；楊惲的報會宗書，更是其作者橫遭腰斬之禍的主要罪證，劉勰亦稱讚爲﹁志氣盤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論各種雜文，雖然在日常公務上，今日已很少沿用，聊備參考作用；但其中對民間諺語也十分肯定，認爲聖賢不廢，實在有其重要原因，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張書信要﹁散鬱陶，托風采﹂；所有書記的寫作，都是﹁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所以，披沙簡金，其中還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