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從開天闢地以來，年代已很長遠，生在現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歷史書籍了。相傳軒轅黃帝的時候，就有倉頡擔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從此以來，時間已很久了。禮記中的曲禮裏面說：﹁國家的史官隨時準備着記事的筆墨。﹂所謂﹁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圍執筆記錄，在古代，左史專管記事，右史專管記言。記言的經典有尚書，記事的經典有春秋。唐虞時期的歷史記載在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等篇中，夏商時期的歷史記載在湯誥、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國運從文王時開始轉新，周公制定了記載歷史的法則；從此，推算曆法來編排年月，按照四時來記載事件，諸侯建立了邦國，也各有自己的國史；表彰善事，批評過錯，樹立起良好的風氣。從周平王東遷，周代開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紀散亂，道德敗壞。

譯
那時孔子憂念帝王的正道被廢棄，哀傷西周禮樂的衰落，閒居魯國時曾慨嘆鳳凰沒有飛來，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現不在太平時期。於是在和魯國樂官討論了音樂之後，校正了雅、頌的樂曲；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舉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稱揚或貶斥，驗證國家的興亡以顯示規勸和警戒。有誰受到春秋中一個字的讚揚，比高官厚祿的價值還珍貴；遭到片言隻語的批評，比斧鉞砍殺的分量還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顯，春秋的本文又很簡約；只有和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領會到它的精微言辭，便系統地闡明其始末寫成左傳，創造了爲經作傳的體例。所謂﹁傳﹂，就是轉達，轉達出經典的意旨，用以傳授給後人。這是聖人著作的輔助讀物，也是最早的歷史專着了。

譯
到了戰國時期，修史的官職仍然存在。秦始皇統一七國，這個期間有許多策劃謀略；因爲只是對這些加以記錄而未作系統編次，所以就用簡策的﹁策﹂，名爲戰國策。漢高祖消滅贏秦和項羽，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漢初陸賈考察這些史跡，寫成楚漢春秋。到了西漢的史官司馬談，他家世世代代都擔任編修史書的職務。司馬遷繼承父志，對歷代帝王事跡做了認真研究而進行敘述。想比之堯典而稱爲﹁典﹂，其中所寫的又不全是聖主賢君；想要學孔子而題名爲﹁經﹂，文筆上又不能和春秋筆法相比。因此採取呂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紀﹂。從﹁紀綱﹂的意義來命名，也是一種宏大的稱謂了。所以，用﹁本紀﹂來敘述帝王，用﹁世家﹂來記述諸侯，用﹁列傳﹂來記敘各種重要人物，用﹁八書﹂陳述政治體制，用﹁十表﹂記錄各種大事的年月和爵位；這些方式雖然和古史不同，卻把眾多的事件處理得很有條理。史記按實記錄無所隱諱的優點，淵博典雅而高談闊論的才能，愛好奇特而違反經典的錯誤，以及在體例安排上的不當等，班彪已作過詳細的評論了。

譯
到班固編寫漢書，繼承了前代史家的事業，特別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得益更多。漢書的﹁十志﹂相當豐富，讚辭序言寫得弘麗，的確是文質彬彬，意味深厚。至於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功績，拋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接受賄賂而編寫歷史的錯誤等，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從左傳的記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爾記敘到一些史實，在文字上比較簡約，對某些歷史人物就很難做具體記載。史記中的各個列傳，才分別對歷史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從而便於觀覽，這是後繼者所取法的。至於漢惠帝死後，呂后代理執政，史記、漢書中便都爲呂后立本紀，這是違反常理而有失忠實的。爲甚麼這樣說呢？自從伏犧皇帝以來，就未聽說過有女人當上皇帝。漢代的這種遭遇，難以成爲後代的法式。﹁母雞不晨鳴﹂，這是在周公的誓詞中早就提出的；不允許婦女參與國事，齊桓公也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后擾亂秦國，呂后使漢王朝發生危險；豈只國家大事難以假代，並且要慎重對待名號的問題。張衡在從事歷史工作時，也和司馬遷、班固同樣糊塗，竟然主張爲漢元帝皇后立寫本紀，也是很荒謬的。按理說，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劉弘、劉嬰兩人應立本紀，哪有爲呂后、元帝后立本紀之理呢？

譯
東漢的史書，開始於東觀漢紀。後來袁山松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紀，都寫得偏頗雜亂，違反倫常。薛瑩的後漢紀、謝承的後漢書，都寫得粗疏謬誤，很不可信。如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而真實，華嶠的後漢書，準確而恰當，就可算是東漢史中寫得最好的了。到了三國時期，記載三國史跡的著作不斷出現。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之類。有的過於激切，與眾不同，卻難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葉，不着邊際，很少抓住要點。只有陳壽的三國志，文詞和內容都清晰和潤；晉代的荀勖和張華，把三國志比之史記、漢書，是並不過譽的。

譯
到了晉代，史書的編寫屬於著作郎。陸機的晉紀，寫晉初的歷史但不完備；王韶之的晉紀，寫晉未的歷史但沒有寫到東晉結束。乾寶的晉紀，推究得當而有次序；孫盛的晉陽秋，以簡明扼要爲特長，考察春秋的經文和傳文，都有一定的編寫條例。從史記、漢書以後，就沒有幾例爲編寫的依據了。到東晉鄧粲編寫晉紀，又開始擬訂條例。他拋開漢魏的史書，而取法殷、周，可見即使僻居湘江的邊遠學者，也注意到學習古代的典、謨。到孫盛編史也立條例，就是取法鄧粲了。

譯
編寫史書的根本問題，是必須總貫諸子百家，傳之千秋萬世，表明歷代盛衰的證驗，作爲後世興亡的借鑑；使一個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樣共同長存；王霸之業的事跡，和天地一樣長久光大。因此，在漢朝初年，史官的職務較爲隆重。各州郡和諸侯國的檔案賬目，首先要集中到編寫史書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詳細了解全國的重大規劃；還必須閱讀國家珍藏的檔案史料，搜檢一切殘舊的帛書竹簡，以求史官能廣泛而熟練地考察古代史跡。因此，在確立意義和選用言辭上，應以經典爲準則；在進行規勸、警戒的取捨上，必須以聖人爲根據；然後才能對史實闡釋評價得明白而正確，這樣就不至於產生煩瑣不實的記載了。

譯
但史書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順序編纂有關事件，文字上不能進行空泛的議論，而是按照實際記敘。不過年代太遠的事是否寫得符合，就很難準確；要寫的事太多，對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這的確是作綜合記敘所存在的困難。有的同屬一事，但和幾人有關，如果在兩人的本傳裏都寫，就造成重複的毛病；如果只記在一人頭上，則又出現不周全的缺點：這又是在銓衡輕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難。所以，東漢張衡指出的史記、漢書中的不少錯誤，晉代傅玄批評的東觀漢記的過失和煩瑣，都是由於上述困難造成的。

譯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歷史，年代愈遠，不可靠的就愈多。戰國時的公羊高曾說：﹁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況則說：﹁遠的從略，近的從詳。﹂凡是有疑問的地方寧可暫缺不寫，這是由於史書以真實可信爲貴。可是一般人都有點好奇，不顧﹁按實而書﹂的原則。聽到點傳聞就想大寫特寫，對遙遠的事情卻想做詳細描寫；於是拋開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異的，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過去的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竟寫在自己的書中。這就是史書錯亂不實的根源，是追述遠代歷史的大害。至於編寫當代的歷史，卻正因同時而往往是虛假的。雖然孔子在春秋中，對和他同時的魯定公、魯哀公的不當之處，也有委婉的諷刺，但一般的世態人情，就很難超脫當時的利害。對功勳榮顯的貴族，即使是平庸無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飾；對遭受困頓不幸的人，雖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貶，形之筆端，這又是歪曲同時史實而令人嘆息的事情。所以，記述遠的是那樣虛假，記載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夠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記敘得當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

譯
至於對尊長或聖賢有所隱諱，固然是孔子的聖意；因爲細微的缺點不能影響整個品德高尚的人，而對壞人壞事進行批評警戒，那正是優秀史家應有的直筆；這就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鋤掉。這種精神，也是萬代必遵的共同準則。至於從繁雜的事件中，抽出綱要來統領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實可信，排除奇聞異說的要領；明白交代起頭結尾的順序；斟酌品評人事的原則；能夠掌握這個大綱，編寫史書的各種道理就都可貫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負擔着綜述一代史實，要對全國負責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一切寫作任務，沒有比這更費力的。司馬遷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學了，他們的史書尚且屢遭後人詆毀，如果隨意亂寫，記述不當，這就很危險了！

譯
總結：
史官開始於軒轅黃帝，史書完備於周公孔子。對世代經歷的事編成歷史，無論好人壞人都總括其中。史書上傳以褒揚，斷以貶辭，長期使人驚心動魄。文辭方面應學習左丘明，記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正直秉公。

評
史傳是文心雕龍的第十六篇。從本篇到第二十五篇書記的十篇，所論文體，都屬﹁筆﹂類，是對各體散文的論述。

全篇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段爲第一部分，論述晉宋以前的史書。第一段講史傳的含義，和從初設史官到春秋戰國時期史書的編寫情況；突出地肯定了春秋一字褒貶的巨大意義，以及左傳創體、傳經上的作用。第二段評述兩漢的史書，對史記和漢書的得失做了重點評論；對爲女后立紀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對。這說明劉勰的封建觀念是相當濃厚的，他認爲應爲只有兩歲的﹁孺子﹂劉弘、劉嬰立本紀，而反對爲實際掌管國政八年之久的呂后、漢元帝皇后立本紀。這種提倡，顯然與司馬遷、班固等大不相同。第三段講魏、晉以來的史書，評價最高的是三國志。

後兩段爲第二部分，總結編寫史書的理論。第一段講總的任務和要求，強調徵聖宗經，提出在會總和相互配合上的兩大難點。第二段批判了寫遠和寫近中的兩種不良傾向，最後總結出編寫史書的四條大綱。

劉勰對歷史著作的基本主張是﹁務信棄奇﹂。他一再強調﹁實錄無隱﹂、﹁按實而書﹂、﹁貴信史﹂等，對不可靠的東西，他認爲寧可從略甚至暫缺不寫，而不應穿鑿附會，追求奇異；他特別反對的是不從實際出發，而吹捧權貴，貶抑失意之士，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由於劉勰過分拘守徵聖宗經的觀點，不僅反對爲女后立紀，還提出﹁尊賢隱諱﹂的主張，這就和他自己一再強調的﹁實錄無隱﹂等相矛盾了。

從史學的角度看，本篇對晉宋以前的史書做了比較系統的總結，這對古代歷史散文，特別是在古代史學理論上是有一定貢獻的；但其重要不足之處，是未能着重從文學的角度來總結古代歷史散文和傳記文學的特點。

譯
諸子這種著作，是闡述理論、表達主張的書籍。古人所謂﹁不朽﹂，第一是樹立品德，其次是著書立說。一般人民羣居生活，苦於周圍事物紛壇雜亂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士大夫立身處世，又擔心自己的聲名和德行不能流傳廣遠。所以只有才華突出的人，方能光輝地遺留下自己的著作，傳布開自己的姓名，像太陽、月亮般地爲人人所共見。從前黃帝時的風后、力牧和商朝的伊尹等人的書，都屬於這一類。不過這些作品，大概是古代相傳的話語，到戰國時才記錄下來的。後來楚國的祖先鬻熊通曉哲理，周文王曾向他請教；他留下的文辭和事跡，編爲鬻子。在子書著作中，這是最早的開始者。到了老子，因爲懂得古禮，孔子曾向他請教；於是寫成道德經，成爲諸子中較早的書。但是，鬻熊僅僅是文王的朋友，老子卻是孔子的老師；兩位聖人和兩位賢人同時，而所寫的書或成爲經，或成爲子，儼然是兩類不同的著作了。

譯
到戰國的時候，在互相用武力征伐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孟軻信奉儒家的學說，謙恭地和王侯們周鏇；莊周闡述道家的理論，任意馳騁；墨翟採用儉樸節約的學說；尹文研究名義和實際是否相合；野老講究從地利的角度治理國家；鄒衍談論陰陽五行來配合政治；申不害和商鞅用刑罰來安定秩序；鬼谷子靠着口才來立功；尸佼綜合各家學說；青史詳記民間的談論。以後繼承他們的流波而如枝之附乾者，不知道有多少。這些人大都能夠通過雄辯來傳布自己的學說，並且飽享了厚祿高官。

譯
到殘暴的秦始皇焚燒書籍，幾有一網打盡之勢，可是諸子並未受到其害。後來漢成帝重視古書，命令劉向整理校勘，於是寫成七略，記載各種有價值的書籍，九種學派的傑作都被蒐集；到書目編成時，共有一百八十多家了。魏晉以後，有時仍然有人寫作子書，其中夾雜一些不可信的言論，也記錄了一些瑣言碎語；如果把這些依類收集起來，也得要裝滿幾大車了。

譯
但是著作雖然堆積得很多，其主要的情況還是容易掌握的。無論它們闡述道理或議論政事，都是從經書發展下來的；其中內容純正的，便符合於經書的規則；內容雜亂的，便違背經書的法度。禮記中的月令，是採用呂氏春秋的十二紀；而禮記·三年問的內容，也寫進了荀子中的禮論。這些都是內容純正的例子。至於商湯問夏革，夏革說黃帝能聽到蚊子的眼毛上有小蟲發出像打雷一樣的聲音；惠施推薦戴晉人對梁惠王說，在蝸牛角上曾發生過一場戰死數萬的大仗；列子·湯問中有愚公移山和龍伯國巨人跨海的奇談；淮南子·天文訓中有共工碰得天傾地斜的怪說：這些都是內容雜亂的例子。所以一般人都不喜歡諸子的羅嗦而荒唐。不過商代的歸藏經裏面，也大談奇怪的事，如說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類；商湯時的書尚且如此，何況諸子百家呢！

譯
此外，如商君書中說有六種害國的虱子，韓非子中說有五種害國的蛀蟲，這就是反對仁義道德；後來商秧被車裂，韓非被毒死，那不是沒有原因的。還有公孫龍的﹁白馬不是馬、孤犢沒有娘﹂之類詭辯，話雖說得巧妙，但道理卻很笨拙；魏公子牟把公孫龍比作井底之蛙，並不是隨便指責他。從前東平王劉宇向漢成帝要求諸子和史記，成帝不肯給，就因爲史記裏常常講到軍事上的謀略，而諸子中又往往雜有怪異的東西。但是，對於博學的人來說，就應該抓住其主要的，要擷取它們的花朵，而咀嚼其果實；拋開錯誤的部分，而採取正確的意見。細看這些不同的學派，確也是學術界的大觀。

譯
考查諸子中孟軻、荀況的論述，理論完美而辭句雅正；管仲、晏嬰的著作，事實可信而語言簡練；列禦寇的書，文氣宏偉而辭采奇麗；鄒衍的議論，構思誇張而辭句有力；墨翟和他的學生隨巢的著作，意思明顯而語句樸質；尸佼和尉繚的書，學說通達而文辭笨拙；鶡冠子議論深長，所以常發深刻的言論；鬼谷子說理玄遠，常闡述奧妙的意見；感情明顯而豐富，是文子所獨具的優點；辭句簡練而精當，尹文子掌握到這種要點；慎子巧於分析精密的道理；韓非子中的譬喻廣博而豐富；呂氏春秋見識遠大而風格周密；淮南子多方面吸取材料而文辭華麗。這些可說已經包括了諸子百家的精華，也就是他們作品的主要特點。

譯
此外還有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揚雄的法言、劉向的說苑、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它們有的闡述儒家經典，有的說明政治方略；雖然常用﹁論﹂字做書名，但事實上屬於諸子。爲甚麼呢？因爲廣泛闡明各種事物的叫做﹁子﹂，只辨別一種道理的叫做﹁論﹂；它們既然牽涉到各方面的問題，所以應該屬於諸子的範圍了。

譯
在戰國以前，上距古代聖人還不算太遠，因而能夠超越一代地高談闊論，自成一家。到兩漢以後，文風散漫衰落；作者雖然熟悉儒家學說，但常常依傍前人，採用舊說。這就是古代和近世子書的不同。唉！諸子百家本身常常和當時人合不來，而自己的志趣卻靠着理論而獲得陳述。他們的心懷一方面聯繫到遠古以前，一方面又交付給千載之後。金石會毀滅，難道聲名也會消逝嗎！

譯
總結：
士大夫生在世上，應有超人的才德；能夠論述一切事物，其智慧可認識整個世界。建立品德是隱約難見的，可是懂得了道理就必然能傳布。不同的流派走不同的道路，各家的界限是很分明的。

評
諸子是文心雕龍的第十七篇。諸子散文不僅是我國古代散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後來歷代散文的發展，也有其長遠的影響。本篇以先秦諸子爲重點，兼及漢魏以後的發展變化情況，對諸子散文的特點做了初步總結。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子書的性質、起源以及子書和經書的區別。第二部分主要評論先秦諸子內容方面各不相同的特點，而歸總爲兩大類：一是純粹的，一是駁雜的。這兩類的區分，主要以是否符合儒家經典爲準則。這裏，徵聖宗經的觀點使劉勰對古代某些優秀的神話或寓言作了不正確的評論。第三部分從寫作特點上論述了諸子百家的主要成就，指出漢以後的子書漸不如前。

本篇曾講到，漢代統治者因諸子書中雜有異端思想而害怕其流傳，但劉勰馬上提出，諸子之書﹁亦學家之壯觀也﹂。從本篇着重對各家不同風格特點的論述來看，劉勰對諸子百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是有所認識的。諸子中某些富有浪漫主義特色的神話、寓言，爲劉勰所不理解，這是他宗經思想造成的局限。但劉勰並不反對浪漫主義的表現方法。諸子百家中浪漫主義色彩最突出的，莫過於莊子和列子。劉勰對其總的評論則是：莊子﹁述道以翱翔﹂，列子﹁氣偉而采奇﹂。這既是肯定性的評述，也正捕捉到他們的風格特點。

譯
聖賢闡明永恆道理的著作叫做﹁經﹂，解釋經典、說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論﹂。﹁論﹂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確，就不會違背聖人的意思。從前孔子所講精微的話，他的弟子追記下來，因此謙遜地不稱爲﹁經﹂，而叫做論語。以﹁論﹂爲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還沒有以﹁論﹂爲名的著作；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這兩個篇名大概是後人加上的吧！

譯
仔細考察﹁論﹂這種文體，其支流是多種多樣的：陳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議論文、說理文相合；解釋經典方面的，就和傳文、注釋相近；辨論歷史方面的，就和讚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類。所謂﹁議﹂，就是說得適宜的話；﹁說﹂，就是能動聽服人的話；﹁傳﹂，就是轉述老師的話；﹁注﹂，主要是進行解釋；﹁贊﹂，就是說明意義；﹁評﹂，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講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對正文的補充說明。這八種名目雖然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都是論述道理。所謂﹁論﹂，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探討某一道理。

譯
所以，莊周的齊物論，是用﹁論﹂作爲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很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了漢代，漢宣帝在石渠閣，漢章帝在白虎觀，前後兩次召集儒生討論五經的異同；根據聖人的意旨來貫通經書中的道理，這是論文作家應該採取的正當文體。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能夠清楚地陳述感情，並善於借用史論的形式。曹魏掌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說，所以當時傅嘏和王粲的論文，能精練地考核名實，推論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於繼承前代的論文；何晏等人，論述老莊玄學的風氣開始盛行起來。於是老莊思想充斥文壇，而和儒家爭奪思想陣地。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都是獨出心裁，論點銳利而精密，這些都是當時論文中比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在論述命運方面雖然和王充的論衡相同，運命論的文采卻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有意摹仿賈誼的過秦論，卻遠遠比不上它；但辨亡論也是陸機的優秀作品了。

譯
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能夠敏銳地思考到精微奧妙的深處；王衍、裴頠等人的論文，在﹁有﹂或﹁無﹂方面進行爭辨：他們都是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後世的辯論家。但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於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着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鑽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到東晉時期，各家所談論的，就只有老莊玄學了。這時雖也談到一些新的東西，但大多數是前代話題的繼續。至於張衡的譏世論，調子好像開玩笑；孔融的孝廉論，只是作一番嘲戲；曹植的辨道論，就和抄書相同了。言論不保持正道，這樣的論着還不如不寫。

譯
考察﹁論﹂這種文體，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並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鑽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着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面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爲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於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麼可以講歪道理呢？

譯
至於注釋經典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於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不過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爲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於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範了。

譯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徵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後，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

譯
到了戰國時期，七國爭雄，遊說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壇複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用圓轉如彈丸的方法來施展其巧妙的辯辭，或用首先飛揚聲譽以引出對方的論點，然後加以鉗伏的妙術。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鐘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着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着，他們都活動於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於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

譯
﹁說﹂貴在合於時機，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范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面善於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於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譯
說理文的關鍵，是必須使之有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甚麼話呢？

譯
總結：
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爲﹁論﹂。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阻止或勸進的實際效力。

評
論說是文心雕龍的第十八篇。﹁論﹂與﹁說﹂在後代文體中總稱爲﹁論說文﹂。本篇所講﹁論﹂與﹁說﹂也有其共同之處，都是闡明某種道理或主張，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文體：﹁論﹂是論理，重在用嚴密的理論來判辨是非，大多是論證抽象的道理；﹁說﹂是使人悅服，除了古代常用口頭上的陳說外，多是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用具體的利害關係或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後世的論說文，基本上是這兩種文體共同特點的發展。

本篇分兩大部分：前兩段講﹁論﹂，後兩段講﹁說﹂。第一段說明﹁論﹂的概念、類別及其從先秦到魏晉時期的發展概況；第二段講﹁論﹂的基本要求，附論注釋文和﹁論體﹂的同異。把注釋一概歸入論體，是很勉強的，不過古代某些經傳既獨立成書，也表達了着者系統的學術見解，和一般學術論着有一定的共同之處；第三段講﹁說﹂的含義和發展概況；第四段講﹁說﹂的基本要求。

劉勰對論、說文的論述，除以﹁述聖通經﹂爲﹁論家之正體﹂，表現了他濃厚的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晉期間﹁崇有﹂、﹁貴無﹂之爭時，還搬出了佛教的﹁般若之絕境﹂，這並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與﹁無﹂這場大論戰中，作爲佛教徒的劉勰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論斷。這對我們全面研究劉勰的文學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劉勰﹁博通經論﹂見梁書·劉勰傳，對文心雕龍全書理論體系的建立是有關的，而對古代論說文的總結，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見。如認爲議論文要﹁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提倡能﹁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文；強調﹁辨正然否﹂，反對講歪道理而主張以理服人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悅﹂解﹁說﹂，要求﹁說﹂必須使人﹁悅懌﹂。這既抓住先秦辯論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點，也是漢魏以後的雜說所繼承的精華。劉勰一再肯定﹁動言中務﹂、﹁喻巧而理至﹂的辯說，對總結和發揚古代﹁說﹂體的文學特點，是有一定意義的。

譯
統治着天下的帝王，他的話是神聖的。帝王靜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夠滿布四海，主要就是通過詔策了。在軒轅黃帝和堯舜的時候，帝王的話都叫做﹁命﹂。﹁命﹂的意義，本來是給有功德之臣賜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時期，還包括像甘誓、湯誥之類的誥和誓。﹁誓﹂是用來教訓軍旅的，﹁誥﹂是用來實施政治的。﹁命﹂表示來自上天，所以用來授與官爵，賜給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辭中曾說：﹁國君用命令來教訓四方臣民。﹂誥命的作用，就如大風起於大地之間，所有臣民無不隨風而動。到了戰國時期，就都稱爲﹁令﹂。所謂﹁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統一六國，又把﹁命﹂改稱爲﹁制﹂。漢初制走法度，把﹁命﹂分爲四類：第一類叫﹁策書﹂，第二類叫﹁制書﹂，第三類叫﹁詔書﹂，第四類叫﹁戒敕﹂。用﹁敕書﹂來警戒州、部長官，用﹁詔書﹂來教訓各種官吏，用﹁制書﹂來發布減免刑罰的命令，用﹁策書﹂來封贈王侯。所謂﹁策﹂，就是竹簡，﹁制﹂就是截斷，﹁詔﹂就是告訴，﹁敕﹂就是戒正。

譯
詩經中曾說﹁害怕這告急的簡書﹂，周易中曾說﹁君子要使禮尊卑有度﹂，周禮中曾講到﹁詔告於日月山川之神﹂，尚書中曾講過﹁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見策、制、詔、敕，都是根據經書中的說法來確立名目。後來重詔而輕命，是沿習秦制而來的。禮記裏說：帝王的話雖細如絲，一講出來就變成粗繩；因此對朝中羣臣說話必須慎重。虞舜早就重視納言之臣，周宣王則把出納王命的官吏視如喉舌。到了兩漢時期，就由尚書來管理帝王文誥。帝王的話關係重大，往往要寫入史書；話一出口就產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樣，出來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於淮南王劉安文才英俊，漢武帝給他的書信，先要請司馬相如等人審查草稿。由於隗囂部下文士眾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辭上的往來特別留意。這不只是爲了在當時得到美譽，也爲了後世的影響而不得不慎重。

譯
查考西漢文帝、景帝以前的詔書，大都寫得虛浮雜亂；漢武帝崇尚儒學，詔書就較爲弘大深刻。如封齊王、燕王和廣陵王的策書，文辭和尚書中的訓、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確的勸戒之義，爲後代留下了典範。他在批評嚴助的制誥中，曾講到嚴助不願在朝內做官，這正體現了漢武帝愛才的恩典，漢宣帝給太原大守陳遂的璽書，也表現了對故舊的厚意。東漢光武帝在治平了亂世之後，對文化學術頗爲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較輕率，有時不免過分一些。如在給鄧禹的敕書中，竟稱鄧禹爲堯；在批評侯霸薦人不如意的璽書中，就用死刑來嚇唬他。如像這類詔策，實在是違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時，他們都重視儒學，典雅的詔書，還偶然出現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時，政治鬆弛，負責詔令的尚書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寫詔書、敕書，還要請外人代筆。到了建安末年，詔策文的寫作迭更興起。如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寫得高雅出羣；衞覬的爲漢帝禪位魏王詔，對曹丕的受命爲帝，表達得十分昭明顯著。要比他們寫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晉以後，管理詔策的機構改爲中書省，魏國的劉放，西晉的張華，前後擔任中書監的職務，因此，發號施令的詔策，傳聞於世的很多。這個時期魏文帝曹丕的詔書，文辭義理大都寫得宏偉，但有的詔書中，竟鼓勵夏侯尚讓其部下﹁作威作福﹂，這是他沒有考慮周到的一點小毛病吧！晉元帝建立東晉之後，只有晉明帝比較重才；因溫嶠文筆清新，被引進中書省任職。不過從此以後，古代寫作詔策的法度就逐漸消失了。

譯
帝王的話是崇高而神聖的，這是因爲帝王對全國情況有深透的觀察了解，所以他的話能爲各個諸侯效法，並使天下信服。因此，選拔賢才、授與官爵的命令，應如日月之光那樣明亮；褒獎或策封臣下的詔書，就要有和風雨露般的潤澤；關於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誥，則要像燦爛羣星吐出的光華；關於治理軍事或召集諸侯會同討伐的軍令，就要表現出滾滾雷霆的聲威；對於因過失而造成災害的人予以寬赦，赦書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樣滋潤；對於明賞罰、正法紀的文誥，則要像秋天的嚴霜那樣剛烈：這就是寫作詔策的基本要求。

譯
至於戒敕之文，是詔令中更爲切實的一種；如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這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曾說，作敕戒應根據事實，寫得明確果斷，而不要依違不決。這就通曉治術之要了。到了晉武帝，就把敕戒普遍用於各種官吏：如告戒都督掌握軍事要領，告戒州牧嚴格督察其下屬，警戒郡守要體恤百姓痛苦，督促牙門將領要加強防衞等，都具有詔策的古義。

譯
所謂﹁戒﹂，就是謹慎。夏禹曾說：﹁用讚美來進行警戒。﹂國君、父母和老師是最尊嚴的，作爲君、父和師，他們給人的恩德是無窮無盡的。漢高祖的手敕太子、東方朔的誡子，都是臨終之前所作的遺命。從東漢馬援以後，便開始留下自己的家戒。班昭的女戒，可以稱之爲傅母和女師了。

譯
所謂﹁教﹂，就是效法，講出話來老百姓便按照去做。舜的臣子契曾提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所以後來王侯大臣對老百姓的訓示就叫做﹁教﹂。西漢鄭弘任南陽太守時，他條列教令爲後世所稱述，就因爲他講的事情頭緒清楚明白。漢末孔融做北海相，他的教令雖寫得雅麗，治理上卻差一些，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如諸葛亮的教令，內容周詳而辭采簡樸；庾翼的教令，明確而果斷：他們都寫得道理得當而文辭切中，這就是優秀的教令了。

譯
教令之外還有﹁命﹂。詩經中說：﹁命來自天。﹂這表明﹁命﹂很重要。周禮中說：﹁主管教育的官員詔告周王。﹂這表明﹁詔﹂是用於臣對君的。秦以後則重﹁詔﹂而輕﹁命﹂，這是古今變化的不同。

譯
總結：
帝王發號施令，老百姓敬仰聖旨。國君能慎重地發布詔令，萬民都很高興。光輝的詔策高舉，鴻大的教化遠播。充分發揚詔策的意義和文辭的作用，使帝王的號令更爲盛大。

評
詔策是文心雕龍的第十九篇，主要是論述帝王的詔令文告。這類文體的名目很多，後代統稱爲詔令。魏晉以前，這種文體還多用古樸的散文，隋唐以後，就常用辭采華麗的四六駢文。本篇反映了魏晉以前詔策文的大概發展情況。

本篇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講詔策的起源，它的主要分類及其基本含義，歷代詔策的發展變化和有關作品的得失；第二段講各種詔策文的不同特點。第二部分第三段簡論戒、教、令三體。這三種可用於君對臣，也可用於臣對民或父對子，和帝王專用的詔策有所不同，所以，這部分實際上是本篇的附論。

詔策是古代一種套用文。它的作者雖是少數，卻和廣大人民關係重大。正因﹁王言之大﹂，影響深廣，怎樣把這種文告寫好，就爲歷代帝王和有關文人所注重。篇中所講﹁虞重納言，周貴喉舌﹂，光武帝的﹁加意書辭﹂等，都說明了這點。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要把自己起草的文稿請司馬相如等審閱後才能發出；歷代更多的帝王文告，則直接由文人起草。這樣，詔策文就成爲我國古代散文的重要文體之一。劉勰對這種文體進行了初步總結，並提出不同內容、不同作用的文告，要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要求，如有的要﹁氣含風雨之潤﹂，有的要﹁筆吐星漢之華﹂，有的要﹁辭有秋霜之烈﹂等；此外，如謂帝王要﹁出言如絲﹂、﹁敬慎來葉﹂、使人信服等，雖講的比較委婉，卻也反覆申述，意有可取。本篇對帝王之言的過分尊崇，表現了文學評論者的時代局限；其中對某些詔策的批評或肯定，都主要是從封建制度的利益着眼的。

譯
雷聲的震動，從光耀的閃電開始；軍隊的出征，要首先傳出其威武的聲勢。因此，看到閃電就害怕巨雷，聽到聲勢就害怕軍威。軍事行動首先要傳出聲威，這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相傳有虞氏便開始警誡國內百姓，夏后氏已開始教訓軍隊，殷代帝王也曾在軍門外訓示百姓，周代帝王在交戰之前對軍隊進行過訓誓。由此可見，無論有虞氏的警戒士兵，還是夏、商、周的教訓部隊，都是宣傳教育自己的民眾，還沒有用到敵人的。到周穆王西征大戎時，祭公謀父提出：﹁古代有威嚴地譴責敵人的訓令，有誥誡對方的文告。﹂這就是檄文的源頭了。到春秋時期的征伐，因爲是諸侯發起的，恐怕對方不服，所以出兵必須有一定的名義，用以振奮自己的威風，揭發對方的昏亂；這也就是劉獻公所說的：﹁一方面用文辭告誡對方，一方面用武力強迫對方。﹂春秋時齊桓公征討楚國，就首先責問了楚國不進貢茅草等罪過；晉厲公討伐秦國，曾斥責秦國侵撓焚燒晉國箕、郜等地的罪行；齊國的管仲，晉國的呂相，在齊晉兩國出兵之前向敵國的指責，仔細研究它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檄文了。到了戰國時期，才正式稱這種文辭爲﹁檄﹂。所謂﹁檄﹂，就是明白，就是把問題宣揚揭示出來，使之明明白白。張儀的爲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長的簡書，因爲是明白昭着的文字，所以有的稱爲﹁露布﹂，用以擴大視聽。

譯
出兵是平亂的重大事件，任何個人都不敢自作主張。即使皇帝親自出征，也要說，他是﹁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諸侯用兵，就說他是敬奉帝王之命來進行誅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將出征時，不僅親自推車送出，還要授給將領處理都城之外的軍事大權。奉持正直之辭去討伐敵人，不僅要使自己的行動果敢堅毅，並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強大的威力：使討敵的聲威如暴風襲擊，氣勢如彗星橫掃；振奮全軍將士的威怒，聚集於討伐的罪人；說明敵人的罪惡已到了必須懲罰的時候，顯示出敵人惡貫滿盈的氣數；用以動搖作惡者的膽量，穩定順服者的決心；使敵人的百尺戰車，被咫尺檄文摧毀，萬丈城牆，被一紙檄文推倒。東漢隗囂的移檄告郡國，列舉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狀。它的文字不加雕飾，但用辭確切，事理明顯，這說明隗囂門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體制了。漢未陳琳的爲袁紹檄豫州，寫得理直氣壯。雖然其中罵曹嵩是宦官的養子等，對其隱密揭露過分；說曹操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從事的挖墳盜墓活動，有點誣過其實，但能以抗直的文辭寫其罪過，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陳琳敢於對着曹操的鋒芒，幸而後來竟免於被曹操當做袁紹的黨羽而殺掉。魏國鍾會的移蜀將吏士民檄，用歷史事實作證驗，也講得很明白。東晉桓溫的檄胡文，着眼於敵人的罪惡更爲急切。以上這些，都是寫得很有力的檄文。

譯
檄文的主要寫作特點，或者是表明我方的美善興盛，或者是述說敵方的苛刻殘暴；指明天道，分析人事，計算強弱，衡量權勢；引往事以預卜敵方失敗的命運，舉成例示對方以鑑戒。這樣說雖要本於國家的信用，其實要加上用兵的詐謀。用巧詐之辭來宣傳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辭來宣揚自己的主張。以上幾點，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違背的。因此，檄文的寫作，無論確立意義或運用文辭，都必須堅強有力。插上羽毛的檄文是表示緊急，就不能把文辭寫得過於鬆緩；敞露簡板向大眾宣傳的檄文，就不應把意義寫得隱晦不明。必須把事理寫得清楚明白，氣勢旺盛而文辭果斷，這就是寫檄文的基本要點。如果賣弄曲折之趣，細密之巧，這種才能對檄文來說，就沒有甚麼可取了。此外，州郡徵召官吏的文書，也叫做﹁檄﹂，這也是取公開推舉的意思。

譯
所謂﹁移﹂，就是轉變；就是移風易俗，發出命令老百姓就隨從執行。西漢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辭明白而比喻廣博，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徵。到東漢劉歆寫的移太常博士書，文辭有力而意義明辨，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晉陸機的移百官，言辭簡約而敘事明顯，這是軍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於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在軍事上，對反對派用檄，對順從的人則用移。用移文來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運用雖然稍有不同，但體制和基本意義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況和上述檄文錯綜相近，所以就不再重複論述了。

譯
總結：
好像三面驅趕禽獸，要把捕網的一面放鬆；對各種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聲討。檄文要像明鏡一樣讓對方照清其吉凶，像占卜一樣向敵人表明其成敗。要狠狠打擊罪魁禍首，消滅那害人的毒蟲。移文確實可以移風易俗，民心就如草一般順風倒伏。

評
檄移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篇，論述檄、移兩種文體，重點是講檄文。檄文﹁或稱露布﹂。﹁露布﹂在漢魏六朝期間和檄文基本相同，唐宋以後，檄文就專指出師前對敵人的書面討伐，﹁露布﹂則專指戰勝後的告捷文書。

本篇分檄和移兩個部分，前兩段講檄，第三段講移，第一段從檄的起源，講到戰國時期正式出現檄文以後的主要作品，結合論述檄文在征討敵人中應起的作用。第二段講檄文的基本特點和要求。第三段簡論移和檄、移的區別。

﹁奉辭伐罪﹂的檄文，是用於軍事行動的宣傳文，具有較強的戰鬥性。劉勰所講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奮其武威，使敵人聞風喪膽，長自己的威風，滅敵人的鬥志；二是充分揭露敵人的罪惡，說明其惡貫滿盈，死到臨頭；三是從精神上摧毀敵人，使敵人的萬丈高城，不攻自破。怎樣才能使檄文產生這樣巨大的效果？劉勰所總結的寫作要求是：第一，從善惡、天道、人事、強弱、權勢等各個方面分析敵我形勢，說明我勝敵敗的必然性；第二，表達方法上既要基於國家的信譽，又要參以兵詐，既不要太老實，又要寫得冠冕堂皇；第三，敘事說理，都要明確果斷，氣勢旺盛而信心百倍。